“烦也得记。”我说，“没规矩的合伙，走不远。”

第三日清晨，我去看墙表，积了层灰。数据停在第二天，第三栏“问题反馈”空着。

林婶在井边打水，见我过来，压低声音：“老陶叔昨儿说，天天记工分，像被盯着干活，不像自家种地。几家主妇也在嘀咕，说你变了，不像从前那个云娘子。”

我没吭声。回到晒场，把工分册摊在桌上，翻到承安画的那些小纸条。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写着“承安家田”。

下午我让林婶把各户主妇请来灶房，蒸了一锅灵泉米饭，泡了七彩玫瑰茶。水汽腾腾里，我一边搅米一边问：“要是承安画的花，被人拿去印在别家米包上，你们心疼不？”

几个妇人愣住。

“工分不是为了管你们。”我说，“是怕将来分不清谁出了力，谁没出力。咱们共耕的米能卖上价，不是因为米好，是因为人真。谁种的，谁管的，谁收的，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才敢说‘这是我们的米’。”

林婶低头搅着茶汤：“我明白。可他们……就是觉得别扭。”

“那就让他们亲手写。”我说，“今晚谁当值，谁来填墙表。谁家有意见，写在右边那栏，大伙一起看，一起改。”

天黑前，墙表终于填满了三天。第三栏多了几行字：“二组南田缺肥”“五组灌溉延迟半个时辰”“建议轮作表再细些”。

我拿炭笔圈了这些建议，旁边画了个勾。

第四日一早，系统界面突然跳出红字：【管理效率低于阈值，任务失败倒计时48时辰】。

我手指一顿。这才三天，数据刚稳住，流程还没跑顺，系统就急了。

我翻出顾柏舟的排班表和系统模板，坐在堂屋桌前，一张张撕开重拼。田责到户，工记到人，账晒到墙——三句话来回念了十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