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阮文泰等人还试图在某些非核心领域保留一些自主决策的影子。

但随着根据地投资的涌入，特别是“行政管理津贴”的发放，临时政府的官僚体系迅速腐化并加深了对根据地的依赖。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权力”并不来源于治理安南民众的能力或民意支持，而是完全来源于能否让根据地满意，能否高效地配合完成资源掠夺和秩序维持的任务。

他们的角色，从最初或许还带有一丝“曲线救国”幻想的政客，彻底沦为了依附于根据地庞大躯干上的“买办”阶层。

他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

协助镇压反抗，利用对本地情况的熟悉，帮助国家安全局和根据地驻军甄别定位、清剿抵抗组织。

维持表面秩序， 管理日益庞大的安南伪军和警察队伍，用于弹压底层民众的不满和零星的抗议，

确保资源开采和农业生产不受干扰。

充当缓冲层， 所有来自根据地的苛刻命令、物资征调、劳工招募，都通过临时政府的名义下达。

这使得安南民众的怨气首先指向了阮文泰政府，而非幕后的根据地，有效转移了矛盾。

文化粉饰， 按照根据地宣传部门的要求，临时政府控制的媒体开始大量宣扬“复兴根据地无私援助”、“共同抗击末世”“

在根据地帮助下恢复生产生活”等论调，极力淡化条约的不平等性，将根据地的掠夺描绘成“必要的合作”和“通往复兴的唯一道路”。

国家安全局则隐身在幕后，通过“顾问团”和无处不在的特工网络，牢牢掌控着大局。

他们允许甚至鼓励临时政府内部存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派系斗争和腐败，因为这有利于分而治之，防止其形成统一的对抗力量。

只要阮文泰等人保持“忠诚”和“有用”，他们的些许贪腐和内部倾轧，在顾影疏看来，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必要成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畸形的、高度依附性的买办政府模型在安南逐渐固化。

这个政府的存在，不是为了安南的民族利益或民众福祉，其核心功能只有一个。

作为复兴根据地高效汲取安南资源、维持地区控制、并承担底层民众怨恨的“白手套”和“减压阀”。

在升龙府原市政厅，如今挂上了安南临时救国政府和新成立的“红河平原农业发展公司”两块牌子的建筑里，阮文泰坐在宽敞奢华的办公室里。

品尝着根据地特供的绿茶，看着窗外正在被清理和重建的街道。

他知道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骂名，但他更清楚，离开了根据地的支持，他和他的家族瞬间就会被愤怒的民众或其他军阀撕碎。

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紧紧抱住这根唯一能让他活下去并享受权力的粗壮大腿，哪怕这意味着出卖故土的一切。

而在遥远的复兴根据地指挥中心，顾影疏看着屏幕上关于安南“农业丰收在望”、“矿业生产步入正轨”、“临时政府有效维持秩序”的一系列绿色指标，嘴角掠过一丝冰冷的弧度。

让步？那不过是给狗戴上的镶钻项圈，看似华丽，却依旧牢牢攥在主人手中。

她要的，是整个中南半岛，都变成复兴根据地这台战争机器下，一个安静而高效的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