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你的‘简单高效’，提醒了我，我们的干预，必须足够‘隐蔽’。马特，你的‘法律漏洞’，提醒了我，我们必须在‘规则’的框架内行动。”

“安娜，你的‘麻木’分析，提醒了我，我们不能从外部‘刺激’，我们必须从内部‘唤醒’。”

他将掌心的三道光芒，轻轻一握。

光芒没有熄灭，而是融合、重组，变成了一个散发着微光的“概念”。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方案。”

高士奇将那个新生的“概念”，投射到办公室的中央。

那不是一份计划书，也不是一个模型。

那是一个……“种子”。

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仿佛随时会熄灭的逻辑种子。

“这是什么？”托尼皱起了眉头。

“一个‘故事’。”高士奇回答，

“一个不会被系统识别为‘干预’，只会被判定为‘自然发生’的故事。它的名字，叫《最后的阿斯加德人，与第一个‘故事难民’》。”

“故事难民？”安娜不解地问。

“是的。”高士奇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办公室的虚空，

看到了那些在系统边缘地带，无数个被废弃、被遗忘、被格式化的宇宙，

“每一个被‘清洁工’擦除的世界，每一个被‘总编’枪毙的剧本，每一个因为‘商业价值不足’而被终止的项目……它们都会留下一些残骸。”

“一些破碎的记忆，一些不完整的角色，一些失去了家园的‘概念’。它们是叙事宇宙的幽灵，是无家可归的‘故事难民’。”

他的声音，带着属于平衡者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