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巧妙地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官吏的本分之中。

“反观‘诽谤’之罪，《贼律》释其要义为‘惑乱民心’。下吏之上书，密封直呈，未曾有一字流于市井，未曾有一言传入闾巷，如何‘惑乱’？如何‘诽谤’？” 他死死抓住“诽谤”罪成立的客观要件——公开性与危害结果，穷追猛打。

“若只因探讨律法条文，言辞与上意或有不合，便可被冠以‘诽谤’之名，” 张苍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悲愤与决绝，“则请问丞相，请问诸位大人！《秦律》洋洋数万言，其中可有不妥之处？可能商榷？若不能商榷，则律法何以臻于完善？若商榷即为诽谤，则律法岂非成了不容置疑、不容思考之天条？此绝非商君‘移风易俗’、‘法不阿贵’之本意！此乃将‘法’之公器，沦为了‘术’之私用！”

“法”与“术”！

这两个字再次被抛出，如同投入滚油的冷水，让殿内不少官员脸色骤变！

尤其是一些真正的法家信徒，眉头紧紧锁起。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虽然都是法家分支，但核心理念确有差异。

张苍此言，无异于在指责有人打着“法”的旗号，行“术”之实，玩弄权术，构陷于人！

“狂悖！”廷尉丞吴石再也忍不住，厉声喝道，“张苍！你竟敢妄议先贤，污蔑上官！”

“下吏不敢妄议先贤！”

张苍立刻反驳，语速极快，逻辑丝毫不乱，“下吏只是就事论事！‘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其核心在于客观、明确、稳定，使万民知所避就！‘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藏于胸中，潜御群臣！二者皆为国器，本可相辅相成！”

他清晰地阐述了“法”与“术”的区别，随即话锋一转：

“然，若以‘术’之手段，行‘法’之名，因言废人，因异见而定罪，则‘法’之客观性何在？稳定性何在？今日可以‘诽谤’罪我，明日是否可因其他模糊罪名罪他人？长此以往，律法条文形同虚设，定罪量刑全凭上意或……某些人之私心！则《秦律》之尊严，荡然无存！此非下吏一人之危，实乃大秦法治根基之危！”

他再次将个人案件，提升到了国家法治根基存续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