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任命，如同一剂强心针，注入了因淳于越溃败而士气低落的儒家阵营。

“叔孙博士，此乃天赐良机啊！”一位年轻儒生激动地对叔孙通说道，“陛下虽未独尊儒术，但让我等负责制定礼仪，这正是承认了我儒家‘明尊卑，别贵贱’之学的价值！”

叔孙通抚摸着刚刚送来的官印和绶带，脸上早已不见了论政台上的惶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与深思。他比这些年轻人看得更远。

“不错，此确是我儒家之机。”

叔孙通缓缓道，眼中闪烁着务实的光芒，“然，切记陛下之言，我等所制之礼，乃‘饰’，是为帝国秩序添彩，而非主干。故，断不可再泥古不化，奢谈复古周礼。”

他召集麾下精通礼制的儒生，吩咐道：“即刻着手，研究秦制、秦俗，结合陛下威严与朝廷威仪，拟定一套全新的、符合大秦气象的朝会议程！要庄严、要肃穆、要能体现天子威加海内之气魄！那些繁琐无用、徒耗时间的古礼，一概摒弃！我们要做的，是让天下人，通过这礼仪，见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而有序的大秦！”

儒家，终于在这“大秦之道”的框架内，找到了自己新的、务实的位置——帝国秩序的“化妆师”与“仪式官”。

虽然失去了思想的王座，却获得了参与构建帝国肌理的实权通道。

类似的融合也在其他领域悄然发生。

一些精通养生、医药的道家门人，收到了太医署的征召令，他们的知识被纳入帝国的医疗保健体系。

擅长观测星象、勘测地理的阴阳家、道家学者，被要求将他们的技能用于修订历法、指导农时、辅助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