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法正对老上级的脾性了如指掌，刘璋终究因不忍百姓受难，否决了这条足以扭转战局的计策。

彼时的益州，已承平多年，军队久疏战阵，战斗力远不及刘备麾下那支历经沙场磨砺的精锐之师。

刘备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而刘璋的统治集团，也在这股军事压力下迅速分化——“东州士”群体的立场转变，成了压垮刘璋的第一根稻草。

所谓“东州士”，本就是当年随刘焉入蜀的外来势力，对益州而言，他们本就是“外来户”。

在他们眼中，刘备与刘璋不过是不同的统治者，只要新主是能重用自己的“明主”，外来身份根本无关紧要。于是，消极抵抗、主动投降，成了“东州士”的普遍选择。

陈留人吴懿便是其中的代表。他早年随刘焉入蜀，既是刘焉的心腹，又是皇亲国戚，在“东州士”中极具分量。

可当他奉命在涪县抵御刘备，战败后便毫不犹豫地归降，还被刘备任命为“讨逆将军”，摇身一变成为新朝重臣。

刘璋的败兵退守重镇绵竹（今四川德阳北）后，他又派李严、费观前往据守。李严是南阳才子，曾效力于刘表，赤壁之战后才投奔刘璋，历任成都令、代理护军，颇有才干；

而江夏人费观与刘璋更是亲上加亲——刘璋的母亲是费观的同族姑母，刘璋还将女儿许配给了他，论亲缘，两人是实打实的姑表兄弟。

可即便如此，这两人的选择与吴懿如出一辙。史籍中只用一句简洁的记载，便勾勒出当时的场景：“严、观率众降，同拜裨将军。”

他们拱手将战略要地绵竹献给刘备，自己也顺利跻身法正等刘备心腹的行列。

若只看“东州士”的倒戈，即便失去了张松这一内应，刘备平定益州似乎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现实远比想象中曲折——从双方决裂到建安十九年（214）攻下成都，刘备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只因他遭遇了另一股力量的顽强抵抗：那些一心保卫家乡的益州土着士人。

雒城（今四川广汉）之战，便是这场抵抗的缩影。

这里是成都前方的最后一道防线，守将是刘璋的儿子刘循，以及益州老将张任。两人抱着必死的决心，誓要与雒城共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