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绪流转，他又想起了苏晓芸，那个代号“书记官”的女人。

她的新书《倾听的禁忌》本是一本冷门的社会学观察手记，却意外被南方某市的城管局看中，列为“柔性执法培训教材”。

消息传来，出版社欣喜若狂，准备在再版时给她冠上“社会创新先驱”的头衔大肆宣传。

苏晓芸却立刻打去电话，语气坚决地要求出版社删掉所有赞美之词，只在作者介绍里留下一句：“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书发到基层，起初并没人在意。

直到一名年轻的执法队员，在又一次与占道经营的小贩激烈争吵后，疲惫地回到巡逻车上，翻开了这本书。

他读了一整夜。

第二天，他的巡逻车一侧多了一张手写的纸条：“今天，我先听，你先说。”

奇迹发生了。

那个曾经最让他头疼的“钉子户”老大爷，第一次没有破口大骂，而是对着这个愿意听他说话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自己的难处。

小主，

那天，没有罚单，老大爷自己收了摊。

三个月后，该执法区的相关投诉量断崖式下降了五成。

在经验推广会上，区领导高度总结：“这证明了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的重要性！”

台下，那名年轻队员和同事小声嘀咕：“哪有什么狗屁机制，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嘛——别老想着第一时间开罚单。”

苏晓芸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在新修订版的最后一页，她只加了一句话：“最好的制度，是让人忘了你在教他们。”她把最后一本样书，寄给了多年前在街头递给她一张湿乎乎纸条、上面写满生活艰辛的那个清洁工，附言只有一句：“你比我，更懂这本书。”

陈志远深吸一口气，他们想摧毁的，就是这种无形的影响力。

还有林诗雨，那个被他们称为“园丁”的姑娘。

她在一个城中村走访时，偶然发现了一个由农民工子女自发组建的“废纸银行”。

孩子们用捡来的旧作业本充当账本，用五颜六色的瓶盖当作投票的“选票”，专门回收学校里丢弃的废纸和塑料瓶，换来的钱全部用来购买学习用品。

一切都乱糟糟的，账目潦草，规则随意。

一个公益基金会闻讯而来，打算投入资金，把它包装成一个光鲜亮丽的“共益教育样板工程”，派驻专业的老师进行管理。

林诗雨却用尽所有关系，坚决地阻止了这件事。

她没有提供什么“先进经验”，只是悄悄自掏腰包，买了一批带锁的铁皮箱子送了过去，让每个孩子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账户”。

基金会的人不解地问她，你费这么大劲，到底图什么？

她只是笑着说：“我就图它，能永远这样乱七糟八。”

半年后，这个“废纸银行”自发地在墙上贴出了一张《学习公约》，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他们的第一条规则：“我们这里的任何规矩，谁都可以提出来修改，但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必须坐下来重新谈。”

那天晚上，林诗雨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有序不是终点，自洽才是。”

陈志远的手指微微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