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手指像胡萝卜的老电工，把所有相熟的青壮师傅都叫到了一起。

他没提积分台账，只指着远处村庄的星星点点灯火，沉声说：“上面的人要记分，那我们就自己记事。谁是真正在干活，谁在磨洋工，村里人心里有数，那些门框上的划痕，不会骗人。”

第二天一早，应急办的年轻人拿着登记表来催促进度，却发现工程队的主力设备全都“坏”了。

“报告！一号变压器湿度超标，无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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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高空作业车的液压系统好像漏油了！”

“报告！我们的积分上报系统……也故障了，登录不上去！”

队员们一个个站得笔直，理由找得“无懈可击”，声音整齐划一，像排练过无数次。

年轻人脸色铁青，却无计可施。

没有设备，积分系统就成了空中楼阁。

维修工作被迫暂停，但山里的灯，却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

李默在工具包的夹层里，一张被机油浸染的纸片上，用铅笔写下了一行字：“当记录只为证明存在，它就死了。”

千里之外，苏晓芸正坐在县城信访局对面的一个露天茶摊。

她点了一壶“冷茶”，茶水微凉，还没到能氤氲出热气的温度，杯壁凝着细小的水珠，指尖触碰时传来湿冷的触感。

这是当地的老规矩，茶未热，代表着事未通，话不投机。

信访局门口，一条长队排到了街角。

奇怪的是，排队的人们手里大多攥着一张崭新的证书——“柔性倾听与高效沟通”培训结业证，纸张挺括，边角锋利，像一面面微型旗帜。

他们高声嚷嚷着，凭着这张证，理应获得优先接访的权利。

一个刚从局里出来的接访员，满头大汗地路过茶摊，一眼认出了苏晓芸。

他凑过来，压低声音，神色尴尬：“苏姐，您说……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上面说要‘柔性执法’，要让群众感受到温暖，我们就办了这个培训，谁拿证谁优先，可这……怎么比以前还乱？”

苏晓芸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漂浮的茶叶，淡淡地问：“你们现在，究竟是在听人说话，还是在查验证明？”

接访员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

当晚，信访局门口“柔性执法示范点”的牌子被悄悄摘下，金属挂钩在夜风中轻轻晃动，发出细微的“叮当”声。

第二天，门口排队的人少了，但多了一张长条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茶水，白雾袅袅升腾，带着茶香与人情的温度。

老规矩恢复了：先倒茶，再开口。

三天后，局里的投诉量不升反降。

苏晓芸听相熟的清洁工转述这事时，只是笑了笑，轻声说：“制度穿上锃亮的皮鞋，终究不如光脚踩进泥里来得实在。”

几乎是同一时间，远在另一个省份的林诗雨，收到了她资助的“废纸银行”寄来的一封信。

信是孩子们用七扭八歪的字写的，说有一个大型教育集团看中了他们的模式，要出资进行“标准化改造”——提供统一的账本、笔挺的制服，还有一套先进的电子打卡系统。

集团承诺，这套系统还能“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评估，进行加分”。

林诗雨的回信很短，只有一行字：“你们当初用来投票选行长的那些瓶盖呢？”

三天后，她收到了回信。

孩子们集体拒绝了教育集团的投资。

理由简单又直接：“用瓶盖投票，比人脸识别刷卡快多了，而且谁的瓶盖多，一目了然。”

她会心一笑，随即联系了一家印刷厂，定制了一批没有编号、可以随意涂改、增减的活页账本，匿名寄给了“废纸银行”，附言只有四个字：“乱，才是开始。”

半年后，这种“废纸银行”模式，在没有申报任何试点项目的情况下，被七所偏远的乡村小学自发复制。

有人说，是某个路过的支教老师带走了那本活页账本；也有人说，孩子们用瓶盖投票的照片，悄悄登上了某个公益论坛的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