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大的凯旋献俘与封赏大典之后，洛阳城外的联军大营并未立刻散去。荣耀的光环尚在头顶萦绕，但现实的安排已如冰冷的冬雨，悄然落下。帝国的机器开始按照其固有的逻辑和深藏的规则，对这支刚刚为它浴血奋战的胜利之师，进行着下一步的处置。这些安排，看似井然有序，实则暗流涌动，深刻折射出东汉末年中央与地方、士人与宦官、军功与资历之间的复杂博弈。

首先被“安排”的，是最高层的统帅。

左车骑将军、槐里侯皇甫嵩，功勋卓着，声望如日中天。朝廷诏令其不必在洛阳过多停留，即刻率领直属部曲及卢植所统领的部分北军五校精锐，北上赴任冀州牧。冀州乃黄巾之乱的核心爆发地，张角虽死，余孽潜藏，民生凋敝至极，目前又有几股黄巾军打着为张角报仇的旗号进行暴乱，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统帅坐镇，以雷霆手段恢复秩序，震慑不轨。此任命可谓人地相宜，责任重大，也赋予了皇甫嵩极大的自主权。他几乎没有任何耽搁，大典后第三日，便拔营起寨，带着皇帝的殷殷期望和朝廷的重托，踏上了前往邺城的道路。他的离去，迅速而果断，象征着帝国对最危险区域的强力管控。

右车骑将军、钱塘侯朱儁，则被留在了洛阳。名义上，他是新晋的右车骑将军，位高权重，需参与中枢军事决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更像是一种“荣养”与“制衡”。南阳已平，朱儁麾下庞大的野战兵团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朝廷绝不会允许这样一支功勋卓着的百战精锐长期集结于帝都之外。诏令很快下达：朱儁所部南阳军，除其本部亲兵及少量精锐并入北军序列外，其余各部以及从各地征调而来的郡国兵、义勇，即刻解散，由朝廷发放部分赏赐与抚恤，遣返原籍。

这道命令，在军营中引发了巨大的波澜和难以言说的悲凉。

无数刚刚接受过天子检阅、还沉浸在封赏喜悦中的将士，转眼间便要脱下征衣，放下武器。他们中的许多人，家乡早已在战火中化为焦土，亲人离散，所谓的“原籍”早已不知归处。那点微薄的赏赐和抚恤，在漫长的归途和未知的未来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军营中，一时间充满了迷茫、抱怨乃至低声的咒骂。功成名就的将军们加官进爵，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普通士卒，最终得到的却可能是流离失所。

刘备、孙坚等人的命运，也在这大潮中被决定。

孙坚被任命为别部司马，这是一个颇具弹性的职位，意味着他可以自行招募一定数量的兵勇，听候朝廷或直属上官的调遣。但他原有的江东旧部，同样面临着被解散或编入他人的命运。孙坚凭借其豪强出身及在朝中与宦官集团的一些关系，极力周旋，最终被允许保留约千余核心子弟兵，并奉命前往长沙、零陵一带协助剿匪。这算是一个不错的去处，既有实权，又有继续立功的机会。孙坚对此安排颇为满意，很快便整顿人马，带着他的江东健儿，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而刘备的处境，则更为微妙。

他的正式任命是“涿县县令，加封安喜县尉，领安喜亭侯”。诏书明确，令他“即日赴任，安抚地方，绥靖余孽”。这几乎是不留任何在洛阳盘桓的余地。

对于他麾下那支自涿郡起便跟随他、历经冀州、南阳血战、已被他用现代理念初步淬炼出的千余核心精锐，朝廷的处理方式更是体现了其“精巧”的算计。直接解散？未免过于刻薄，恐寒了将士之心，也显得对这位刚被承认的“宗亲”太过分。全部让他带去上任？绝无可能！一个县令拥有千余私人部曲，形同割据，是朝廷大忌。

最终的方案是：允许刘备挑选三百人作为其赴任的护军及县衙吏员、差役。其余百余人，则被打散编入北军中侯统领的北军五营，补充各营在平乱中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