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和王玲去井边打水时，遇上了同样来挑水的三个女老知青。

其中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先开了口，笑着问：“你们灶房的烟囱冒烟了，是炖了啥好东西？”

黄英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就煮了点玉米糊糊，蒸了几个二合面馒头，加了把野菜。”

“那也比我们强，”另一个皮肤黝黑的女知青叹了口气，“我们今早就啃了俩红薯，还是上回分的。”

王玲把水桶往井边挪了挪，轻声道：“要是不嫌弃，等会儿我们端一碗过去？”

“不用不用，”麻花辫姑娘摆摆手，“你们的粮食也金贵。

我们就是随口说说。”

几人一边打水一边闲聊，从地里的活计说到晾晒的草药，气氛倒也平和。

这三个女知青，不像最初那个总爱挑刺的那样满身戾气，说起话来带着股常年劳作磨出的实在。

黄英趁机问起：“看知青点好像就你们几个女同志，是不是来的女知青本来就少？”

皮肤黝黑的女知青弯腰舀水，动作熟练得像个老农，闻言苦笑一声：“哪能少啊？前前后后也来了二十几个，可架不住熬不住啊。”

她直起身，桶里的水晃了晃，映出她眼角的细纹：“有的熬不住苦，嫁给村里条件好点的汉子。

有的托关系找门路，早回城了。

就剩我们四个，咬着牙跟男人一样下地，挣那点口粮钱。”

“图啥呢？”王玲忍不住问。

“图回城啊。”麻花辫姑娘接话，眼里闪着点光，“做梦都想回去。

我妈还在城里等着我呢，我得攒够钱，找着机会，一定得回去。”

这话像块石头投进黄英和王玲心里。

她们看着这三个女知青粗糙的手、被晒得黝黑的脸，还有说起“回城”时眼里藏不住的期盼，忽然明白了她们日复一日干重活的动力——那是对故乡的念想，是支撑着她们熬过一个又一个难捱日子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