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看啊，咱们得把这本书引进国内，翻译成中文出版。

一来能让国内群众看看，咱们的同志在海外也能创作出这样受追捧的作品。

二来，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新形式，让大家了解外国读者的喜好，说不定能给咱们的对外文化传播带来些新启发。”

会议室里的讨论顿时热烈起来，大家纷纷点头赞同，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有意义。

国内的领导们心中，其实有着更深切的期盼。

他们自然希望顾从卿笔下的作品，能深深烙印着中国文化的印记。

若是能借着书籍的传播，让世界窥见中华大地的千年传承，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与大国风采，那无疑是极具意义的文化交流与展示。

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那些现实的阻碍。

首当其冲的便是“水土不服”的问题，不同的历史脉络、价值观念与生活习俗，如同无形的屏障，让带有浓厚本土色彩的内容很难快速被异国读者理解和接纳。

更重要的是，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慕强”心理，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文化的传播轨迹。

当一个国家足够强大时，其文化与理念往往能更轻易地获得他人的关注与学习，因为强大的实力本身就赋予了文化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可若在对方的认知里，你的力量尚未得到充分认可，他们难免会生出疑虑：“你们的文化，真的能比得上我们自己的吗？”

这种潜在的心态，无疑会给文化传播之路增添不少阻力。

顾从卿对此早有深思，他在呈给国内的报告中，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考量：现阶段选择以笔名出版，且以西方社会为故事背景，正是为了先打破文化上的隔阂。

就像入乡随俗一般，先用当地读者熟悉的语境讲述故事，让作品能顺畅地走进他们的视野，被更多人看见、接受，积累起足够的影响力。

而等到时机成熟，他会慢慢在故事中融入中国元素——或许是一句充满哲理的古训，或许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传统习俗，又或许是一种温润谦和的处世态度，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西方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这种先适应、再渗透的策略，既尊重了文化传播的规律，也体现了一种长远的耐心。

毕竟，文化的交融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如同春日细雨滋养大地，唯有慢慢浸润，才能让不同的文化在彼此理解中绽放更丰富的光彩。

外交部会议室里，暖气打得很足，长条桌上摆着《血字的研究》的英文原版和几份翻译初稿，封面上的福尔摩斯侧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

外文局局长推了推眼镜，手指在书页上轻轻点着，语气里满是赞叹。

“同志们可以看看这些读者来信的摘录，”他拿起一份文件，声音洪亮，“英国的老太太写信到出版社，说要给福尔摩斯寄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