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加速启航 (1986-1994.6)

石松亲王在深圳新园酒店那晚的“十万元”和一句“我看好你”，如同在任正非沉寂的煤海中投入了一颗火种，瞬间点燃了他几乎熄灭的创业激情。这份雪中送炭的信任，其价值远超金钱本身。

告别棚户，家人团聚： 任正非搬进了石松助理安排的市区廉租房，虽然简朴，但干净明亮，水电齐全。这为他提供了一个稳定思考的空间。他第一时间写信给贵州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告知了目前的境遇和石松亲王的帮助（隐去了亲王身份细节，只说是遇到贵人）。在信中，他表达了扎根深圳、重新创业的决心，并询问家人南下的意愿。

启动“华为”： 拿着沉甸甸的十万元支票，任正非没有片刻犹豫。他迅速注册了公司。为了纪念这份来自“中华”大地的机遇和“有为”的期许，他将公司命名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整。办公地点：深圳湾畔一处简易的临建板房。员工：最初只有任正非和被他诚意打动、愿意跟随的几位前同事（如郭平、郑宝用等核心元老）。

核心业务：代理香港HAX交换机。 任正非凭借过去在电子行业的经验和人脉，很快锁定了目标——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用户交换机（HAX系列）。这正是他看准的市场空白：当时国内企事业单位对小型电话交换机的需求激增，而进口设备昂贵且服务不便。石松的十万元，成为了启动资金和关键信用背书，让他能顺利拿到代理权并支付首批货款。

“石松效应”持续发酵： 南油集团“恢复档案”的处理，让任正非在身份上少了些负担。更重要的是，“亲王座上宾”的传闻在深圳的小圈子里不胫而走。虽然任正非本人极其低调，从不主动提及，但这层若有若无的“背景”，让他在与客户、供应商打交道时，无形中减少了许多障碍，甚至获得了一些“优先”洽谈的机会。叶省长和深圳市政府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这位“亲王看好的人”的初创企业，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和便利（如更快的工商注册、可能的初期税收优惠咨询等）。

1987-1988年：代理掘金与家人南迁

“蚂蚁搬家”式的成功： 华为最初就是一家典型的“倒爷”公司。任正非和创始团队背着交换机，挤着长途车，跑遍全国各地的厂矿、医院、学校、小企业。他们以“价格低、服务好（相对而言）”作为核心竞争力。石松的资金让华为在备货和垫资上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代理业务迅速走上正轨，销售额节节攀升，公司有了稳定的现金流和微薄利润。

全家扎根深圳：

父母南下： 1987年底，任正非的父母（任摩逊、程远昭）在儿子的坚持和看到深圳的快速发展后，决定离开贵州，南下深圳。任正非用公司赚到的第一笔像样的钱，在市区租了一套稍大的房子，让父母安享晚年。二老的到来，给了任正非极大的精神慰藉和后方稳定。

弟妹的选择： 任正非的弟弟任树录、妹妹任正黎也陆续来到深圳。任树录起初在华为帮忙处理一些后勤和采购事务，后来逐渐成为公司早期重要的“大管家”式人物。任正黎则选择了相对独立的道路，在深圳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但家庭关系紧密，常来常往。

子女教育： 任正非与前妻孟军所生的女儿孟晚舟（当时随母姓）、儿子任平，此时还在成都读书。但寒暑假会来深圳与父亲团聚。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父亲创业的艰辛，给少年时期的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任正非对子女要求严格，尤其强调独立和奋斗精神。孟晚舟在假期有时会被父亲要求到公司帮忙整理文件、接电话，算是她最早的“华为体验”。

1989-1990年：危机与转型的萌芽

代理危机显现： 代理业务虽然赚钱，但受制于人。香港鸿年公司开始限制供货、提高价格，甚至准备收回代理权自营。华为面临断粮危机！这印证了任正非一直以来的隐忧：没有核心技术，命脉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

“活下来”的呐喊与自主研发的决心： 在公司内部会议上，任正非发出了着名的呐喊：“华为的旗帜还能打多久？” 他力排众议，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大胆甚至“疯狂”的决定：停止代理，倾尽所有利润，投入自主研发用户交换机！ 这个决定几乎耗尽了公司前几年积累的所有资金，风险巨大。

石松的“无声”支持： 在这个关键转折点，石松亲王并未直接提供资金（他更希望看到任正非自身的造血能力和决断力），但华娱集团旗下的投资部门或关联公司，在华为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刻，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如预付设备款、提供短期过桥贷款），给予了一些周转支持，解了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石松亲王通过叶英或李云龙等人传达的“坚持技术路线”的肯定，给了任正非巨大的精神支撑。叶省长主政下相对宽松的科技政策环境，也为华为的研发尝试提供了可能。

小主，

1991-1992年：破釜沉舟，自主研发初露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