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黄昏。天目山师部指挥部内，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桌上那份来自重庆的、要求“相机向皖南徽州方向转移休整”的密电，如同一块巨石，压在宋希濂和每一位核心指挥员的心头。外有日军铁桶般的封锁围困，内部物资匮乏、人心浮动，是坚守浴血经营的天目山根据地，还是执行上峰命令进行战略转移？这个关乎数千将士和数万百姓生死存亡的抉择，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

“鹰巢”岩洞内，汽灯将众人紧绷的面孔映照得忽明忽暗。参会者除了宋希濂、周明远、李慕华、张云鹤、赵锡田、马富贵、高天亮、徐锐、王民生等核心成员，还特意召来了几位资深营团长、地方工委负责人、甚至两位在当地德高望重的开明士绅代表。会议气氛空前凝重。

宋希濂没有绕弯子，直接将电文内容宣读，并将电报放在桌子中央，沉声道：“情况大家都清楚了。重庆的电报，意思很明确，认为我们目前处境艰难，不宜死守，建议转移至皖南休整，与友军靠拢。今天这个会，不议细枝末节，就议一件事：守，还是走？大家畅所欲言，把利弊得失都摆在桌面上！”

沉默片刻后，张云鹤第一个站起来，情绪激动：“师座！政委！这还有什么可议的？天目山是咱们一刀一枪、用多少弟兄的鲜血换来的！是咱们的家！鬼子想困死我们，我们就偏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转移？说的轻巧！几千人的部队，加上家属、地方干部、伤员，上万人的队伍，在鬼子重兵围困下，长途转移几百里，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路上要吃要喝，鬼子会眼睁睁看着我们走？我看，这分明是……”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对重庆方面的意图充满疑虑。

赵锡田相对冷静，分析道：“老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也得面对现实。目前封锁越来越紧，盐、药、弹库存见底，长期困守，确非良策。转移，固然风险巨大，但若能跳出包围圈，与皖南友军会合，获得补给休整，确实能保存有生力量，以利再战。关键是，如何走？路线怎么选？沿途敌情如何？接应是否可靠？这些都是未知数，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地方工委的老书记，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的老者，敲了敲烟袋，声音缓慢而沉重：“宋师长，周政委。我代表地方上的同志和乡亲们说几句。部队要是走了，留下这么多老百姓怎么办？鬼子、汉奸能放过他们？这些年，乡亲们节衣缩食支援部队，付出了多少？我们不能一走了之啊！而且，部队一走，这天目山根据地几年的心血就白费了，以后再想回来，难如登天！”

一位士绅代表也忧心忡忡地补充：“是啊，部队是主心骨。部队在，人心就在。部队一走，人心就散了。鬼子必然进行残酷的清乡报复，那才是真正的生灵涂炭啊！”

马富贵主管警卫和内部保卫，从安全角度提出担忧：“大规模转移，队伍庞杂，行动迟缓，极易暴露目标。日军有空中优势，有骑兵，有汽车，我们靠两条腿，怎么摆脱追击？内部还可能混入奸细，途中一旦发生混乱，后果不堪设想。”

高天亮则从军事角度建议：“如果决定转移，必须精兵简政，轻装疾进。主力先行，开辟通道；后勤、机关、伤员分批跟进，由精锐部队掩护。但即便如此，也需要极其周密的计划和准确的敌情。”

李慕华综合情报判断：“根据‘戚七’和各方消息，日军对我可能转移已有防范，在主要交通线增派了兵力。皖南方向，虽有友军活动，但日伪势力同样不弱，接应存在不确定性。重庆此令，背后意图复杂，需谨慎对待。”

徐锐提醒道：“内部思想工作是大问题。官兵们土生土长，乡土观念重，突然要离开战斗多年的地方，思想弯子不好转。必须进行深入动员，否则途中容易士气低落，甚至发生逃亡。”

王民生最关心实际问题：“转移需要大量准备！粮食、药品、担架、运输工具，现在都极度缺乏。伤员怎么办？行动不便的群众怎么办？这些都是现实困难！”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异常激烈。主张坚守者，强调根据地的重要性、群众的依托和转移的巨大风险；主张转移者，则着眼于长远生存和战略主动。双方都有充分理由，会议陷入僵持。